在2013年《财富》世界500强中，中国内地企业89家，其中82家为国企。这些“共和国之子”的素质事关经济安全、政治安全，也反映施政观感指数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，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、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。从中石油到华润，人们既看到“打虎”决心，亦对整治行政垄断、权力透支等“国企病”充满新期待。

　　做好国企要算两笔账：一是经济账、财政账，二是民心账、廉政账。国企高管贪腐易发，与权力寻租、利益输送的共谋型腐败叠加，加剧了社会腐败泛化心理。听任国企腐败透支政治和经济信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国企反腐，必须提高标准、加快节奏、透显高压。

　　首先是对人的要求“高半格”。要实现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“管人”之道的“倍增效应”，而非趋利避害式“两不靠”。如在弱化企业市场压力的同时又软化党政机关要求，使国企高管成了“既拿市场化薪酬，又享行政化权力”的特殊群体，国企沦为“亦官亦商”的特权领地。须知国企公益性、公众性首当其冲，除财务指标、考核结果等信息公开要尽快达标，其人员管理水平也应“远在平均值之上”。如三中全会要求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，国企不妨实现新任高管“全覆盖”。对所谓“企业高管经济犯罪”配套实施退出机制和行业禁入等，亦是可行选项。

　　其次，改革进度需“快半拍”。国企毕竟是企业，决策效率和执行力理应靠前。在全面深化改革“途中跑”，其完成规定动作应有加速度。如按纪委书记提名“上为主”要求，一些地方探索企业纪委书记出缺不再内部产生，由国资委纪委提名、国资委党委任命，该“空降法”不失为反腐快招。再如，按“清单管理”模式加快形成“权力清单、资产清单、决策清单”，把资金流、信息流、管理流的不确定性降至新低，打造“阳光国企”迫在眉睫。

　　其三，反腐压强要“大半档”。围绕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总策略，“机关反腐”和“国企反腐”应并行共进，相得益彰。这是强化零容忍之要义。相当比例国企已上市，有关合规管理和信息披露等社会压强更大。与此轮“打虎”高压联动，发挥专项巡视、审计、网络监督作用，抓早抓小，有腐必惩，将助力国企“知耻后勇”、涅盘重生。

　　国企改革成败影响国家长治久安。在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上，国企腐败是典型负资产。既要以改革防止企业负债率过高引发系统风险，也须防止腐败导致“民心负债率”高企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，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。抓住反腐之机打造“转型之梯”，实现国企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、治理结构和规制方式跃升，恰逢其时，亦不容有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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