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怀德，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。近日，记者就正风反腐话题对马怀德进行了专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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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日前，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题为“国家监察委员会呼之欲出”的讲座，您做了主题演讲，来了多少人？大家高度关注的原因是什么？

马怀德：高校的讲座如果晚上开，来的人会较多，因为同学们白天都有课。而我们这个讲座是上午开的，即便如此，也来了300多人，既有本科生、研究生和本校干部进修班的学员，也有很多专门从城里赶过来的。

正风反腐的事大家本来就很关注，就像大家热追《永远在路上》等专题片一样。而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，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，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，本身意义重大。而且，这次改革涉及的面广、牵扯的利益群体多，包括立法、行政、司法等各个方面。人大怎么产生？行政监察变成什么样的国家监察？检察院的职能如何转隶？大家都拭目以待。

记者：刚才您提到，电视专题片《永远在路上》引起了全民追剧，令您印象深刻的镜头是什么？

马怀德：热播期间，我正在国外，在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的情况下，我坚持看了几集，触动很大。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的忏悔画面，一个是独占二层小楼雇保姆厨师的周本顺，另一个是被母亲打了一巴掌的谭栖伟。他们都是真情流露，感受到了从一把手沦为阶下囚的巨大反差，认识到了权力的本质是来自人民、服务于人民，滥用权力，权力就会咬你，可是为时已晚。每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看看，以警钟长鸣。说实话，这些干部曾经都很能干，如果不腐败，能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，但怎么就由好干部逐渐沦为阶下囚了，引人深思。

记者：您担任了多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顾问，在履行职责时，有没有遇到过“脸难看、话难听、事难办”的情况？近几年有何改善？

马怀德：做顾问和专家咨询委员时，大家一般是客客气气的，就是脸好看、话也很好听，但是，“事不好办”，我提的建议对方不一定听进去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决定》，将专家论证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，但在落实中，存在不少形式主义问题。最严重的是根本不走这一程序，也有的是把它当成做秀，往往导致专家咨询变成一片喝彩。

这几年党风政风确有很大改善，有这样一个事例，我印象很深。一天下午6点前后，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后来知道是某部委领导，他说我的一篇文章很有价值，但没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，问我当天能否提出明确的法律建议。当晚9点多，我赶出了约1000字的书面材料，然后回拨那个座机号，他仍在等我的答复。其实这事不着急，但他们认真对待，这让我感到他们的作风很实在。最终，这些材料对决策产生了影响，我还收到了感谢短信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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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，我又被四家部委聘为顾问，他们出台重要决策或者其业务部门遇到疑难案件时，都会咨询。虽然比较忙，但我认为这很有意义。

记者：中央八项规定实施4年多了，不少人能感到社风民风的新气象，您有何切身体会？

马怀德：我记得过去每当临近元旦，都要发贺年卡送挂历，很累很浪费。看着贺年卡飞来飞去，收进来的，送出去的，打开的，不打开的，最后都进了废纸篓。这些都很形式主义，但是因为形成习惯了，人家给你发，你又不好意思不回，花了大量时间精力，但多数都被扔掉了。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，这些现象基本绝迹了，现在元旦谁还送贺年卡啊。

我调研时候，基层干部也对我说，现在接待轻松了很多。我记得一名干部，他过去一天最多接待了十几拨，他说，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谁也得罪不起，所以一直在喝酒，身体都搞坏了。现在我们调研时，就是吃工作餐，也不喝酒，这个改变是明显的。

记者：您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加强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性，2016年，中央出台了多部党内法规，您怎么评价？还有何不足？

马怀德：反腐有三重境界，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。现在不敢腐已经初步实现，这很了不起。但要实现不能腐、不想腐必须靠制度。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，我觉得可用“蹄疾步稳”来描述，制度的笼子一步步扎紧，越来越有效。这些制度既坚持问题导向，又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，务实管用。

2012年我参加中央纪委座谈会的时候，就提出源头反腐需要制定《政务公开法》。我注意到，《永远在路上》专题片中的很多腐败分子都是一把手或者当过一把手，在用人和重大决策上面，一把手的权力必须有所制约。

记者：对今年的正风反腐工作有何期待？

马怀德：我希望首先要巩固4年多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。我很赞成“惩治是最好的预防”这句话，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，力度不能减。

更重要的，我对今年进一步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充满期待。比如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，实现监察全覆盖，扩大监察范围，修改和制定配套法律法规等。这也意味着纪检干部的责任更大了，应该说，全国人民寄予了厚望，希望他们保持忠诚干净担当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。